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龚自珍卷

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人，一字尔玉，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杰出的思想家、学问家、文学家与诗人。清代嘉道时期经世致用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与魏源并称“龚魏”。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历官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道光十九年辞官南归，后主丹阳云阳书院、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其思想对晚清影响颇大。著述甚富，散佚很多，后人辑有《龚定盦全集》、《龚自珍全集》等。

樊克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祖籍山西沁水，1942年生于郑州，旋随父母移居西安。196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独著有《龚自珍生平与诗文新探》、《龚自珍年谱考略》、《中国书院史》、《学校史话》、《书院史话》。合著有《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纲》、《宋明理学史》，并参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思想史卷》，任编委。

导言

龚自珍是我国古代与近代之交的杰出思想家、学问家、文学家与诗人。以他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嘉道时期经世致用思潮，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潮的序曲。他的思想在中国近代产生过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是中国思想发展史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具有承上启下，开一代风气，从而“揭开我国近代思想史第一页”（王元化：《龚自珍思想笔谈》，见《清园论学集》，28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的重要历史地位。

一

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璱人，一字尔玉，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日（1792年8月22日），他出生于杭州东城马坡巷的一户官宦之家。祖父龚敬身，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历官内阁中书、礼部郎中、云南楚雄知府等。著有《桂隐山房遗稿》。父亲丽正，于嘉庆元年（1796），亦即龚自珍5岁那年中进士，由礼部主事历官至江苏苏松太兵备道。他同时又是一位学者，是著名朴学家、以《说文解字注》一书名世的段玉裁的学术传人之一，著有《三礼图考》、《国语补注》、《楚辞名物考》等。母亲段驯，也熟读诗书，富有才学，著有《绿华吟榭诗草》。出身于这样的书香门第，不言而喻，龚自珍自幼就深受浓郁的学术与文学气氛的熏陶。

嘉庆二年（1797），龚自珍6岁那年夏天，随母亲离开南方，入京同父亲一起生活。此后的十五年间，除了因祖父去世，父亲回乡服丧，他也曾有不到两年的时光，一度返回南方以外，其馀时间，都是在京度过的。这段时间里，在得天独厚的家庭教育的引导下，他广泛接触经史、文字、官制、目录、金石等项学问，这些都体现出，身为朴学家的外祖父与父亲的治学路径，对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然而，他并没有完全沿着这条道路亦步亦趋地走下去。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清王朝国势由盛转衰的时期。吏治败坏、财政拮据、军备废弛的状况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渐趋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尤其是爆发于他5岁那年（嘉庆元年，1796），历时9年之久的白莲教农民大起义，明显地透露出清王朝业已江河日下、颓势难挽的信息。与此同时，中国遭受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的危险也不断加重。进入嘉庆朝后，英国对华的军事威胁逐渐加剧。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使龚自珍很早就萌生出对时代与国家命运的隐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他16岁到18岁，即嘉庆十二年（1807）至嘉庆十四年（1809）间，他还结识了丁履恒、王昙等忘年交，丁氏“志欲有为于世”（张际亮《丁若士先生墓志铭》，《张亨甫文集》卷四），“尝讲求农田、水利、钱法、盐政、兵刑，皆有论说”（同上）。王氏于国计民生也很留心，“好谈经济，尤喜论兵”（陈文述《王仲瞿墓志》，《碑传集》卷四十七）。龚自珍与他们的交往，对于促进其经世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上述原因，对有关时政边务、国计民生等问题的思考，在他的头脑里逐渐上升到主导的地位。据他后来回忆，早在嘉庆十四五年（1809—1810），亦即他“十八九”岁时，他便开始“执笔道天下事”（《送歙吴君序》）了。

也就在19岁那年秋天，龚自珍参加顺天乡试，考取了副贡生。一年多以后的嘉庆十七年（1812）初，他的父亲在做了多年礼部官员与军机章京后，被外放安徽徽州知府。后调任安庆知府。嘉庆二十一年（1816）春，又升任驻地在上海的江苏苏松太兵备道。这几年，他随父相继辗转于这几处地方。其间，他除了因参加顺天乡试，去过北京以外，也还去过家乡杭州与外祖父居住的苏州。这样，他就得以较为广泛地接触到当时的社会现实。而随父侍任的生活，则还使他得以了解到地方官场的实情。这些都促使他的忧患意识愈加强烈了。

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嘉庆十八年（1813）京畿天理教徒突袭皇宫失败与嘉庆皇帝随之发表《遇变罪己诏》等谕旨以后，龚自珍就写了著名的《明良论》四篇。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815—1816）间，又写了《乙丙之际箸（塾）议》多篇。此外，这几年里，他还写过《平均篇》等。他所撰写的这一批属于评议时政、经邦济世性质的文章，疑意味着，他已踏上了一条与父、祖辈不同的议政道路。

嘉庆二十三年（1818），龚自珍参加浙江乡试，考中举人。此后两年，他先后两次赴京参加会试，但均未考取。于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会试后，他捐了一名内阁中书，并于道光元年（1821）正式到内阁就职。

这几年间，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发生过一件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他在京期间，曾从著名今文经学家、常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刘逢禄问学，“受《公羊春秋》”（《己亥杂诗》第五九首自注）。《公羊春秋》即《春秋公羊传》，又称《公羊传》，是汉代今文经学的典籍之一。以注重阐发儒家经籍中的所谓“微言大义”，特别是《春秋公羊传》义理为特色，注重“通经致用”（皮锡瑞：《经学历史》，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的今文经学，作为与古文经学相对峙的一大经学流派，自东汉末年以降，久已沉寂。乾隆时，常州学派创始人庄存与起而重新研究《公羊》义理，开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先河。作为他的外孙的刘逢禄，发扬光大了他的事业。刘氏“尤精《春秋》公羊家言”（金武祥《粟香随笔》卷五），著有《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等书，阐发“张三世”、“通三统”、“大一统”等《公羊》义理。由于他的努力，常州学派这一以推尊《公羊》为显著特征的清代今文经学派（又称公羊学派）得以真正确立。所以，龚自珍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显然是他正式师承常州学派公羊学的标志。

不过，龚自珍接受今文经学的影响，并不自嘉庆二十四年始。他在此之前所写的《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曾借鉴过公羊学的三世说，说明他那时对公羊学就已有了一些了解。而在嘉庆二十四年以后，他所写的阐述其经济改革思想的《农宗》，以及《五经大义终始论》、《古史钩沉论》等多篇文章中，更可看到他对公羊家言的一再引用和发挥。这些文章都疑是他的经世思想与今文经学相结合的思想结晶。

在龚自珍的学术思想发展历程中，嘉庆二十四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不仅是他正式学习今文经学的肇端之年，也是他撰写学佛习儒手记——《珠镜吉祥龛心课》的起始之年（参见《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彩色图版·四四龚自珍行书珠镜吉祥龛心课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嘉庆二十四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19—1820）间，他还写了阐述自己关于西北边政问题见解的两篇重要文章——《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与《西域置行省议》。此外，也是自嘉庆二十四年前后始，他还着手从事《蒙古图志》的撰写。这是他本人十分看重的一项工作，他的计划是，“为图二十有八，为表十有八，为志十有二，凡三十篇”（《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当这部书稿写出十之五六时，道光二年（1822）九月，龚自珍上海家中的书楼突发火灾，“此书稿本之半，及为此书而收聚之档册图志，世所弗恒见者，尽毁”（同上文所附自记），于是他只好“辍业弗为”（同上）。这不仅是他个人学术事业中的一大憾事，也是当时边疆史地之学的一大损失。

尽管如此，通过从事此项工作，毕竟使他对中国北部边疆以及与之相关的西北边疆地区历史、地理的知识素养更加丰富。而正是凭借这种素养，他在道光初年入内阁后，被派充任国史馆校对官期间，还曾上书国史馆总裁等，对正在纂修的全国性地理总志——《嘉庆重修一统志》，如何在涉及中国北部、西部边疆地区的记载方面，填补旧《一统志》（即乾隆《大清一统志》）的遗漏，订正其谬误，并充实新内容等，都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此后，道光三年（1823）秋，他因母亲去世回南方服丧。道光六年（1826）春返京。同年，再次参加会试，仍未考中。直到道光九年（1829），他又一次参加会试，才终于考取进士。其时，他曾被授以知县，经他呈请后，仍任内阁中书。由于这年会试的一年多以前，清政府平定了张格尔在南疆从事的叛乱活动，处理相关善后事宜一直延续到会试当年，所以会试之后紧接着举行的“殿上三试”中，不仅殿试的策问试题，问及历代筹边之策是否有可采之处，而且朝考的题目也有“安边绥远疏”。在为这两次考试所分别撰写的《对策》与《御试安边绥远疏》中，龚自珍又一再就边政问题建言献策，阐发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从道光六年再次到京至道光十八年（1838），龚自珍先后所任的官职有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与礼部主事。由于长期担任这类闲职，他得以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学术创作活动，主要经学成果有：

道光八年（1828），他撰成《大誓答问》一卷，刘逢禄曾为该书作序（四年后，该书初刻于杭州）。同年又撰成《尚书序大义》一卷、《尚书马氏家法》一卷（已佚）。

道光十二年（1832），他撰成《群经写官答问》（已佚）。

道光十三年（1833），他撰成《左氏春秋服杜补义》一卷、《左氏决疣》一卷，又在朱以升协助下，撰成《西汉君臣称春秋之义考》一卷（均佚）。又撰有《六经正名》与《六经正名答问》五篇。

道光十八年（1838）前后，他撰成《春秋决事比》六卷。该书的撰写历时近三年，内分十篇，第一—十篇所引经传一百二十事已佚，其馀部分，即第六—十篇分别所附的答问共四十事与《春秋决事比自序》、《春秋决事比目录》尚存，被合为一卷，刻入《皇清经解续编》。

此外，道光十七年至十八年（1837—1838）间，他还撰成《吉金款识》十二卷（部分内容以“龚定盦云”、“龚曰”等形式，明确见于吴荣光《筠清馆金石文字》等书）。

在此同时，除了西北边务外，他仍密切关注着事关国计民生的其他问题。面对自19世纪30年代以后，愈来愈严重的鸦片走私与东南海疆的安危问题，他在道光十六年（1836）所写的《送广西巡抚梁公序》与《赠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两广总督谥敏肃涿州卢公神道碑铭》，以及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1839年1月5日）前后所写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一再明确表达了自己力主禁烟与反抗英国侵略的坚定态度。不仅如此，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林则徐受命离京赴粤查禁鸦片临行之前，他还曾致函表示愿相随南下，予以相助。只是由于林则徐考虑到禁烟斗争不会一帆风顺，出于对他的爱护之心，托人代为婉言劝阻，他才未能一同前往。

也是在道光十八年，他因与上司发生龃龉，加之，他自青年时代起，就一再指陈时弊，呼吁改革，因而引起封建权贵的嫉恨，长期“困阨下僚”（《跋某帖后》），备受排斥、压抑，所以决意不再为官，乃以父亲年过七十，需要终养为由，提出辞官之请。不过，此事进行得并不顺利。至迟在同年七月，他的当年返乡计划已经落空。九月末，由于他的叔父龚守正被命署理礼部尚书，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依照清朝的有关规定，他被谕令开缺回避。按理说，他的离京问题缘此已获解决。不过由于“负债京师”（《邓太恭人八旬寿序》），一直拖到次年，才得以成行。

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二十三日，龚自珍只身踏上了南返故乡的途程。七月上旬，回到杭州。九月中旬，他又北上迎接在京的眷属，于春节前将眷属接回，安顿于江苏昆山。这一年南北往返途中，他一共写作七绝三百十五首，统题《己亥杂诗》。

道光二十年（1840），他曾到苏州、南京一带游历。是年所写词作辑为《庚子雅词》。

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他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前往丹阳，主持云阳书院讲席。闰三月，父亲去世后，他又继任其杭州紫阳书院山长一职。

同年七月，侵华英军自香港北上，攻陷厦门，并继续北犯。江浙沿海形势骤然吃紧。这时，龚自珍的故人、刚刚调任江苏巡抚的梁章钜，受命于八月初一日抵达上海，筹办防御事宜。龚自珍闻讯后，认为这是自己投身抗英斗争的大好机会。于是，当即写信给他，“论时事”（梁章钜《师友集》卷六），并与之相约，立即辞去书院教席，前赴上海，加入梁的幕府，以“助筹笔”（同上）。正当梁在上海翘首期盼龚自珍前来，“扫榻以待”（同上）时，他却不幸于八月十二日（1841年9月26日）因病暴卒于丹阳县县署。

二

侯外庐先生曾将龚自珍誉为“时代的号筒”（侯外庐：《论龚自珍思想》，见《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下册，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堪称对龚自珍思想十分精当的概括。

“时代的号筒”也者，时代的代言人也。当我们把目光转向龚自珍所生活的时代，我们看到，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光，都是在鸦片战争以前，亦即中国行将发生“三千年馀年一大变局”（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的前夜度过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龚自珍以他思想家独具的深沉与诗人特有的锐敏，紧扣时代的脉搏，发出了自己强有力的声音。

龚自珍思想最令时人感到发聋振聩的，是他的社会批判论。

与当时充斥朝野的一片粉饰太平、“河清海晏”之声截然相反，他大胆披露出中国封建末世的黑暗现实与严重社会危机。他尖锐地揭示说，这是一个“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的“衰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在这个“衰世”中，不仅“左才相，右才史，阃才将，庠序才士，陇才民，廛才工，衢才商”，而且“巷才偷……薮泽才盗”（同上）。一旦有“才士与才民出”，他们就会遭到“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渣滓心”（同上）。在如此淋漓尽致地暴露当时社会黑暗的同时，他还进而指出，这是一个民不聊生、危机四伏的时代：“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西域置行省议》）他还把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比做患了“痺痨之疾”的病人，说它是“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已到了犹如“日之将夕”（《尊隐》），奄奄待毙的境地。并揭露说，沉重的赋税负担已将农民群众逼上“屠牛那不胜栽禾”（《己亥杂诗》第一二三首）的绝路。他由此认为，“乱亦竟不远矣”（《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并在《尊隐》一文中声言：将会有一种所谓“山中之民”的社会力量，掀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的狂潮。联想到他去世后未及十年所爆发的那场席卷中国半壁河山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人们不能不感叹他对历史发展趋势具有过人的敏感。

与此同时，他还抨击了封建官僚政治的极端腐败。一方面，他痛斥整个封建官僚集团的庸碌能，“尽奄然而有生气”（《明良论三》），并揭露了他们的寡廉鲜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明良论二》）并指斥朝中政要将国计民生丢在一边，一味追求享受和逢迎讨好皇帝：“窃窥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同上）另一方面，他还对当时各级政府中，专司“书狱”即办理刑事案件的胥吏，上下串通，勾结官员，行私舞弊的劣迹，作了猛烈的抨击。痛斥他们：“豺踞而鸮视，蔓引而蝇孳”，“挟百执事而颠倒下上”（《乙丙之际塾议三》），从而将封建官僚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侧面，展现于世人。

不仅如此，他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尖锐指出，这种制度使“天下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明良论四》）。还大胆指责封建帝王“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古史钩沉论一》），“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同上），并认为这是造成官僚集团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龚自珍思想最能反映其经世之志的，是他的更法改革论。

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龚自珍极力呼吁变法改革。他强调指出：“一祖之法不敝”（《乙丙之际箸议第七》），并认为“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势必导致“踵兴者之改图”（同上）。因此，他向封建统治者建言：“奈之何不思更法”（《明良论四》），“与其赠来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箸议第七》）又说：“自古及今，法不改，势不积，事例不变迁”（《上大学士书》），肯定变法改革是古今社会发展的通则。

由此出发，他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具体改革建议：

政治方面，他主张君臣“坐而论道”（《明良论二》），变君臣之间的主仆关系为主宾关系，并改革“用人论资格”的制度。他还强烈呼吁废除以四书文取士的科举制度，说：“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既极”（《拟厘正五事书》），建议“改功令，以收真才”（同上）。

经济方面，他认为“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平均篇》），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贫富“大不相齐”（《平均篇》）必将导致封建王朝覆亡。所以，他在《平均篇》中，一方面表达了“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的理想；另一方面他所实际提出的主张是，“其犹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即君、臣、民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应依照封建等级，各取其应得之份，防止“勺者下侵”、“卮者上侵”，以避免使之发展到贫富“大不相齐”的地步。后来，他在《农宗》一文中，还提出了依照封建宗法组织授田的具体改革方案——划分出大宗、小宗、群宗、闲民四个等级，重新分配土地：大宗授田百亩；小宗、群宗分别授田二十五亩；闲民不授田，为大宗、小宗、群宗从事耕种——以试图解决当时日趋严重的流民问题。

龚自珍思想最能体现其家国情怀的，是他的安边保疆论。

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曾在《明良论二》中表述过，自己对“封疆万万之一有缓急”时，官员们能否真正为国分忧，共赴国难的隐忧，从而表现出，他对国家安危的高度重视。

基于这种认识，他对边务问题一直十分留意。嘉庆末年，他在所撰《西域置行省议》中，明确提出了迁徙“内地产之民”去新疆从事垦殖，并在新疆设立行省，以巩固西北边防的建议。与此同时，他还致信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兴，强调指出：“天山南路安，而非回之天山北路安”（《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即是说，保持天山南路（又称“回部”，清代新疆天山以南维吾尔族聚居的地区）的安定，事关新疆全境的安定。并建议说：“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令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已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驼羊视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回人皆内地人也”（同上），即希望宝兴等清政府派驻南疆的军事长官，对当地维吾尔族人民与内地人民一视同仁，以促进民族和睦，维护当地安定。后来，他在道光九年所写《御试安边绥远疏》中，还阐述了自己对清政府在平定张格尔叛乱后，如何保持新疆地区局势安定这一问题的见解。对此，他的建议是：必须采取“以边安边”，亦即使该地区“足食足兵”的方针。具体办法是：“开垦则责成南路，训练则责成北路。”即要求天山南路主要搞好农垦事业，要求天山北路主要搞好军事训练。这样，就可以使新疆地区“常则不仰饷于内地十七省，变则不仰兵于东三省”，即正常情况下，须靠内地供应兵饷，一旦发生紧急事态，也须远自东三省调兵，从而也就能保证新疆地区的长治久安。

“沉沉心事北南东。”（《夜坐》）龚自珍在为巩固西北边防一再建言献策的同时，也一直密切关注着东南海疆。早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十七年前，他就曾揭露英国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威胁：“粤东互市，有大西洋，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扣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19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英国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向中国输入鸦片的罪恶活动日益猖獗，造成了烟毒泛滥于中国的严重局面。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清政府内部围绕对鸦片是弛禁还是严禁的问题，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对这一争论，龚自珍也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道光十六年五月，他在写给离京赴广西就任巡抚的梁章钜的赠序中，就曾叮嘱他，“广西近广东”，“食妖（即鸦片）……易至”，恳切希望他“杜其习”（《送广西巡抚梁公序二》），禁止当地吸食鸦片的恶习。同年夏，他又撰文揭露说，正是由于英国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向中国走私鸦片，才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丧金万万，食妖大行”（《赠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两广总督谥敏肃涿州卢公神道碑铭》），强调应“诛食妖，以肃津梁”（同上），即禁绝鸦片走私，将沿海有对外贸易的港口整顿好。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他在写给行将离京，前往广州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的赠序中，又重申了严禁鸦片的观点。与此同时，他还强调，必须做好以武力迎击外国侵略者的准备，具体建议：“宜以重兵自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并“宜讲求”（同上）火器。他还提醒林则徐，“如带广州兵赴澳门，多带巧匠，以便修整军器”（同上），充分做好战备，并批驳了那种借口毋“开边衅”，反对以武力对付外来武装挑衅的言论，指出这是为了“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同上），是保卫祖国海疆，不容外敌入侵的自卫战争，其正义性不容置疑。

从上述可以看出，龚自珍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锐意革新的诉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表达出反对封建束缚，“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王元化：《龚自珍思想笔谈》，见《清园论学集》，284页）。

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潮演变史上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受到过他的思想启迪。梁启超所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盦文集》，若受电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6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这些话语就是龚自珍思想曾深刻影响维新派精神进程的最好说明。不仅如此，他的诗文也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广受青睐。不论是康有为等人，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柳亚子、高旭等南社诗人，在诗文创作，特别是诗歌方面，都不同程度地从他的作品汲取过营养。就连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也“少时喜学定庵诗”（沈尹默：《追怀鲁迅先生六绝句》之一，引自孙文光、王世芸编：《龚自珍研究资料集》，310页，合肥，黄山书社，1984），受到过他的作品的熏染。

三

龚自珍的著作版本纷繁，其中主要有：道光三年（1823）自刻本《定盦文集》、《定盦馀集·附少作》，道光间自刻本《破戒草》、《破戒草之馀》，道光二十年（1840）羽琌别墅刻本《己亥杂诗》，同治七年（1868）吴煦刻本《定盦文集》、《定盦续集》、《定盦文集补》，光绪十二年（1886）朱之榛初刻本《定盦文集补编》，光绪二十八年（1902）朱之榛二刻本《定盦文集补编》，宣统二年（1910）铅印本《龚定盦别集》、《定盦诗集定本》、《定盦集外未刻诗》（见《风雨楼丛书》），民国十年（1921）铅印本《定盦遗著》（见《娟镜楼丛刻》），民国二十年（1931）中华书局影印本《龚定盦诗文真迹三种》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万本书堂刻本《龚定盦全集》、宣统元年（1909）上海时中书局版《定盦全集》（薛凤昌校订）、宣统元年（1909）上海国学扶轮社版《龚定盦全集》（皞皞子编）、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国学整理社版《龚定盦全集》（王文濡编校，该书系国学扶轮社本的增订本，皞皞子即王文濡）、民国二十六年（1937）世界书局版《龚定盦全集类编》（夏田蓝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1961年第二次印刷本）《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以及写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定盦文集》（十三卷，存卷一至八，抄本，龚橙编校）、上海图书馆藏《定盦文集》（存卷九至十三，抄本，魏源、龚橙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定盦龚先生集外文》（不分卷，魏锡曾据谭献抄本重录本）、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龚定盦先生自定文稿》（不分卷，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定盦词》（五卷，抄本，龚橙校并跋）等。

在这些版本中，论影响，首推由王佩诤先生校点的《龚自珍全集》（简称王佩诤校本）。该校本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版以来，一再重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龚自珍全集》，都是该校本1961年第二次印刷本的重印本），风行海内外五十馀年，不仅被广泛征引，而且是多种龚自珍诗文选注本的底本。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该校本对在它之前，自清末以来相继面世的多种龚自珍著作版本，首次做了全面、认真的梳理，精心遴选底本，广泛参校他本（包括多种手校本），并网罗了“诸书引载与海内公私诸家旧藏佚文等”（《龚自珍全集·编例》），整理编辑，施以新式标点，使之成为前此从未有过的最为完备并利于阅读的龚氏全集本。

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五十馀年岁月的磨洗，在彰显出王佩诤校本出色价值的同时，也愈来愈显露出该校本囿于主客观原因而产生的一些缺点。

一是王先生并未看到过道光三年自刻本《定盦文集》、《定盦馀集·附少作》，并予利用。

该校本《编例》称：“本集以吴、朱刻本、风雨楼本、娟镜楼本、《集外文》稿本、《孝拱手抄词》本为底本，参以自刻本”云云，但种种迹象表明，事情并不完全像王先生所说的那样（顺便说一句，《集外文》并非稿本）。

例一，该校本第83页，《尊史三》（即《太史公书副在京师说》）附有自记一则，并出校注称：“自刻本附此自记，吴刻本删去。兹据增补。”而事实是，自刻本《定盦文集》并此文并此自记。

例二，该校本第133页，《捕狗蝇蚂蚁蚤蜰蚊虻第三》校注称，此文中“冰一柈”之“冰”字，“自刻本作‘水’”。而事实是，自刻本《定盦文集》并此文。

例三，该校本第178页，《书果勇侯入觐》校注谓文中“凡宿卫之臣”，“诸本皆作‘凡’，自刻本作‘本朝’。”而事实是，自刻本《定盦文集》并此文。

例四，该校本第409页，《水仙华赋》所附自记中，于“自记”二字上，补入“甲子”二字，并出校注称，“据自刻本补之”。而事实是，自刻本《定盦馀集·附少作》此文自记中，并“甲子”二字，“甲子”二字乃题下注。

为什么会这样？

从该校本第240页，《太仓王中堂奏疏书后》校注，述及吴刻本文中“不徒”上，脱一“且”字时，所说“祝心渊手校本据自刻本补‘且’字，兹据补”来看，王先生并未真正看到过自刻本，而只是吸取了他人（如祝心渊）利用自刻本校补吴刻本的成果。

正因如此，该校本提到自刻本之处，难免出错。

不仅如此，正是由于王佩诤校本未能真正参校自刻本《定盦文集》、《定盦馀集·附少作》原本，以致自清末以来，龚自珍著作中某些相沿已久的误字或衍夺，在该校本中依然如故，未能校出。如：

该校本第33页，《明良论三》：“莫如柱外石师子”。查自刻本《定盦馀集·附少作》，其原文实为：“莫如梐外石师子”。（误“梐”为“柱”）

该校本第36页，《明良论四》所附自记：“文气亦何能清妥？”查自刻本《定盦馀集·附少作》，其原文实为：“文气亦尚能清妥。”（误“尚”为“何”）

该校本第52页，《农宗》所附自记：“［自记］曰：宗法立……先王正天下之大分……贵贱一也。（关文字未录，下同——笔者）”查自刻本《定盦文集》，其原文实为：“曰：宗法立……先王正天下之分……贵贱一也。自记。”（“之”下“大”字，“自记”二字在末尾）

该校本第143页，《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所附自记：“总群言而删举此大者以报。”查自刻本《定盦文集》，此句原文实为：“总群言而删举其大者以报公。”（误“其”为“此”，并于“报”下脱“公”字）

该校本第242页，《跋少作》：“龚自珍自编次甲戌以还文章，曰文集者十卷”。查自刻本《定盦馀集·附少作》，其原文实为：“龚自珍自编次甲戌以还文章，曰文集者三卷”。（误“三”为“十”）

此外，该校本文后所附原载自刻本的龚氏师友批语也多有文字错讹。如：

该校本第52页，《农宗》后所附陈奂批语中有“是其注也。近世回部、蒙古有旗分，有族分……又柳子厚《封建论》，亦先有下而渐有上之义”等语，查自刻本《定盦文集》，“是其注也”下脱“是龚氏之言之所酿积融会者也”十三字，“《封建论》”下脱“前半本《楼炭经》”六字。

二是王先生未充分利用写本类龚自珍著作。这也是其校本出现疏失的原因之一。如：

该校本第177页，《书果勇侯入觐》：“其年道光九年，其月四月廿八日乙丑”。此处文字本自吴刻本《定盦续集》。该校本此文校注引祝心渊手校本眉注云：“《果勇年谱》：‘九年入觐，以四月十二日陛辞出都。’此所记日月，恐误。”“又案：己丑四月二十八日，正定公应殿试后朝考时，恐未暇与果勇相见。”说明王先生也认为存在疑问。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所藏《龚定盦先生自定文稿》（简称《文稿》本）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定盦文集》（抄本，龚橙编校，简称龚橙编校本《文集》），此处文字均作“其年道光九年，其月四月，其日乙丑”。道光九年四月乙丑即四月初二日，照此校改，祝心渊手校本的两点疑问均可消除。

该校本第238页，《干禄新书自序》末句：“时道光十有四年内阁中书龚自珍谨序。”此处文字亦本自吴刻本《定盦续集》。但据道光十三年夏所刻《缙绅全书、中枢备览》所载，其时龚自珍已任宗人府经历司主事（参见《清代缙绅录集成》第11卷，14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可知此处文字有误。查《文稿》本、龚橙编校本《文集》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定盦龚先生集外文》，此句均作“时道光十有四年。”“年”下并“内阁中书龚自珍谨序”九字。该文此处疑当据以校改。

三是以该校本与其所据底本对勘，还可以发现该校本的一些疏失。如：

该校本第16页，《壬癸之际胎观第五》：“和人用万物之数”。“和人”，其底本——吴刻本《定盦续集》实作“大人”。

该校本第225页，《阮尚书年谱第一序》：“日月穆耀”。其底本——吴刻本《定盦续集》实作“日穆月耀”。

该校本第307页，《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四卫特拉”。其底本——吴刻本《定盦文集》实作“四卫拉特”。

该校本第403页，《最录禅波罗蜜门》：“章安顶禅师治定为十卷，八九十略”。“卷”下，其底本——《风雨楼丛书》本《龚定盦别集》有“开十大章”四字。王佩诤校本脱漏。

该校本第439页，《吴山人文徵、沈书记锡东饯之虎丘》诗：“落花风里别江南。”“落花风”，其底本——《风雨楼丛书》本《定盦集外未刻诗》实作“落梅风”。

四是该校本所辑入的佚作，文字疏失较多。如：

该校本第242页，《题白石山馆诗》：“仁和同年生龚自珍璱人甫拜识。”“识”下，脱自注“时寓城西之珠巢街。墨笔第一通，朱第二通，句旁、句尾皆墨。记之”二十六字（据《龚自珍魏源手批简学斋诗》，十五页，上海，上海图书馆，1961年影印本）。

该校本第244页，《最录尚书古文序写定本》题下脱自注“戊子腊月上斜街寄斋作”十字。（据《中国学报》第六期，民国二年四月版）

该校本第257页，《最录邦畿水利图说》文中小标题：“一”、“二”、“三”、“四”、“五”，分别为“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之误（据《邦畿水利集说》［抄本］卷四，龚自珍手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题名“最录邦畿水利图说”之“图”字，系“集”字之误（同上书）。

该校本第258页，《最录西藏志》：“取布颜罕、库庠木罕、叶伦罕三奏与彦诺林亲、噶奏两奏，选入《续文断》中，以备盟府副藏。”“库庠木罕”系“库库木罕”之误；“叶伦罕”系“叶楞罕”之误；“噶奏”系“噶毕”之误；“藏”下，脱“仁和龚自珍记之”七字。（据乾隆《西藏志》［抄本］卷尾，龚自珍手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该校本第569页，《南乡子》（相见便情长）词尾自注：“今日得紫若扇，取以同置一箧中，故及之。”“之”下，该校本脱“小词一解题奉紫若仁兄，仁和龚自珍倚声。时乙酉夏五”二十二字（据民国二十年中华书局影印本《龚定盦诗文真迹三种》）。

鉴于王佩诤校本所存在的上述不足之处，本书乃以吴刻本《定盦文集》、《定盦续集》、《定盦文集补》与朱之榛二刻本《定盦文集补编》（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龚定盦全集》即是此二书的影印本）为主要底本（二书未收的其他作品，以自刻本《定盦馀集·附少作》，《风雨楼丛书》本《龚定盦别集》、《定盦诗集定本》、《定盦集外未刻诗》，《娟镜楼丛刻》本《定盦遗著》与真迹本等为底本），以自刻本《定盦文集》，自刻本《破戒草》、《破戒草之馀》，羽琌别墅刻本《己亥杂诗》，宣统三年（1911）上海秋星社石印本《龚定盦集外未刻诗》，龚橙手校本《定盦词》与时中书局版《定盦全集》、国学扶轮社版《龚定盦全集》、国学整理社版《龚定盦全集》、世界书局版《龚定盦全集类编》及王佩诤校本等为参校本，并参考龚橙编校本《文集》、《定盦龚先生集外文》、朱之榛初刻本《定盦文集补编》等多种版本，对所选原亦载于王佩诤校本的作品重新作了校勘。所作校注除胪列异文、订正底本疏失外，还订正了该校本文字的讹、脱、衍、倒。原作中的繁体字、异体字，改为通行的简化字（可能引起歧义者除外）；古体字、避讳字径予改正。缺字与难以辨识的字，以□号表示；正文中底本原的文字（据他本所补缺文与笔者所加的说明文字）及确知系龚橙增补的文字，以［］号标明。

数十年来，刘桂生、孙文光等多位先生与笔者都曾致力于龚自珍佚作的搜集与整理，各有所获。对这些辑佚成果，本书从自身的性质与篇幅考虑，仅吸纳了一部分，其馀只好割爱。

本书的面世，首先要感谢《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委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书过程中，得到策划编辑王琬莹女士的大力帮助。尤其应当提到的是，本书初选本中有9万字都是由她组织人手代为录入的，从而大大减轻了笔者因时间紧迫而造成的工作负担。责任编辑陈丹女士也为此书付出了很大努力与辛劳。在此也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笔者的妻子付坚女士在为本书搜集资料以及文字录入等方面，也给予笔者许多帮助，为此亦向她致以谢忱。

书中的疏失之处，敬请方家与读者指正。